我想说说历史观

如《河殇》第一次公开地对大众重新评价我们早已成为定论的某些事物，使许多人换一个角度去思考、看待那些“定论”，这是一次观念的冲击。而我也并不对其论调的品评，或者论述书中涉及的事物。

我也想换个角度。

让我们扯远一点。中国的春秋战国，诸侯纷争五百余年，一方面，我们说这是我们华夏民族慢慢融合诞生成长的过程；另一方面我们又说“春秋无义战”，诸侯的相互征伐带有及浓厚的掠夺色彩。这一褒一贬却是在说着同一个历史时期。那让我们想象一下，假如我们身处其中，我是燕国人，你是秦国人，那么你对我的征伐，我肯定认为是赤裸裸的侵略战争啊。谁对？谁错？我派人刺杀你的国君，那个为我们带来痛苦的战乱的罪魁祸首，以保卫我的家园。你灭六国是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建立一个强大的，先进的，符合历史潮流的中央集权国家。这样说来，好像我们俩都不错。角度不同，一个站在燕国的角度，一个站在历史的角度。一个角度符合国民的心愿，一个角度符合历史的潮流。当然，历史不能假设（这句话谁说的？有道理也没道理），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房龙说过：“任何历史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历史就是历史，任何的修饰都是对历史的亵渎。没错，我也这么想，可是，首先，历史毕竟是由人，通过某种表达的方式，如语言，文字，甚至是艺术等，来展示给大家看的；更何况，历史本身，并不仅仅是事件，还有其很多深层次的，由当时的时代和社会所构成的“背景因素”来推动的。由此看来，想真正令历史以其本来面目示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句感叹，一个措辞，甚至一笔油彩都有可能扭曲了历史。仅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已是很困难的了，什么事情写，什么事情不写，什么事情详写，什么事情略写。也许这些事件记录的时候，仅仅考虑当时的环境，至于哪些事件会引发什么样的后续，有些后续甚至成了惊世之变或者历史之谜，那记录的时候恐怕就想不到了。考证变得尤为困难。更何况，历史本身也是复杂的，比如说，战争的爆发，许多参与其中的政治家都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解释自己是如何竭力避免战争的，他们的邪恶对手却是如何迫使他们卷入其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都有这种情况出现。可是刚过了几十年，我们就知道，个人野心、个人邪恶、个人贪婪，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也不能将其归咎于钢铁、火药、电力等科技的发明和进步。人类的思维的更新比不上人类科学技术的创新。就好像不是所有人听笑话，都可以立刻乐出声来，当然，这个笑话也得是个有趣的笑话。

不要怪那些为我们呈现历史的人们。我们每一个人，接触历史的时候，都需要一种认识的方式，我们要认字，学习文化知识，中国人学东方文化，欧洲人学西方文化，古人学习儒家文化，我们现在学习一种综合的文化。这种认识的方式，必然的会影响到我们对历史的表达。

真理只能无限地接近。

可能我写得这篇稿，和《河殇》本身，没什么特别密切的联系。是的，就如我在题目中所说，一种历史观念。以史为鉴之所以可以知兴替，是因为我们在看待古老的历史时抛弃了一些会令我们不理智的情感情绪。我想，我们的后人在看到我们的现时，他们的历史的时候，也会是这样吧。只要他们能从我们的经历中吸取的些许的经验，那么其实我不在乎他们认为我们的科技其实也就比远古的巫术多了一丁点的合理性；我们的战争起因和千百年前几乎一样；我们的思想观念和当初为了保护教民而将布鲁诺烧死时差不多。

现代不一定“现代”。

不同的人眼中，有着不同的世界，我水平有限，绝不强迫别人认为我说的对，或者说，合理。赞同我也好，认为我是胡说八道也好，都没关系。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观点，并不是说自己的观点一定和所谓主流观念相同或者不同，而是能够用自己的观点合理地引导自己的方向。就好像我不爱吃巧克力的原因，不是大家都爱吃所以我就偏不吃，而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巧克力的味道让我实在难以忍受。

最好是再加点幽默感，学会嘲讽，这样当我们面对流氓和笨蛋时，就不用只是蔑视与仇恨。